18世纪初，在把化学领域从物理学版图中划分出来的尝试中，格奥尔·厄恩斯特·施塔尔应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真正混合体与表观混合体之间的划分法。虽然机械物理学可以解释“聚集物”现象，但只有化学能够解答“混合物”问题。聚集作用是组成单元的并存，可以从机械力学方面理解，比如质量和运动，但是混合是涉及亲和力个体要素之间的结合。聚集物分离后不会影响其性质，而混合体分离（分解）后必将改变其性质。通过这种划分方法，施塔尔将化学的重心放置在混合体这个概念上，把化学定义为“将混合体、化合物或者聚集物分解成其构成要素的技艺，以及从构成要素组成这些实体的技艺”。施塔尔假定混合体是由特质不同的初级实体组成，而这些初级实体则由三种不同种类的“土”和“水”组成。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学说，施塔尔似乎认为混合体实际上含有构成该混合体的初级实体。这种概念策略非常成功，以致18世纪许多人将施塔尔看作是化学的创始人。

       不过，18世纪的化学家们不再使用“混合体”这个单词，而是用单词“组合物”或者“化合物”取代它。特别是拉瓦锡把元素定义为非化合的物质，这个著名界定是沿简单物和化合物之间的划分主线对化学进行重新组织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歌颂为“现代化学”创始人的拉瓦锡，将化学重新定义为关于“分解天然实体”和“分别检验相互组合的各种物质”的一门科学。虽然这个组合视角并非新的视角，但在化学语言变革后却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范式。由四位法国化学家盖顿·得·莫尔沃、拉瓦锡、富科鲁瓦和贝托莱于1787年发表的新语言体系中，化合物名称的构建方式是将组分名称结合起来（以Linnaen在植物学中的双名命名法为模型），他们认为这种命名提供了物质实体实际结合的”“镜像”。拉瓦锡饮佩并大量援引艾蒂安·博诺·得·孔狄亚克的语言，特别是孔狄亚克自1789年开始撰写的《逻辑学》，他采纳孔狄亚克的语言观，把语言视为分析方法，以及把分析视为双向过程，即从简单物到化合物，从化合物到简单物。根据孔狄亚克的观点，分析是一个脑力过程．它使得化学家在感知的同时能够形成思维“图像”，把这个图像想象成一连串的元素。孔狄亚克把这个大脑分析过程比喻为透过高塔的窗口浏览塔外的景象。观察者看到了整体画面，但却仍然不能把这一览当作知识的全部来源。因为只有随后进行更加详细观察或者分析才能对事物形成真正的理解。有了这种分析思维，观察者区分并且命名景观中的毎一个元素，根据元素与其他元素的关联对每一个元素进行排序。尽管所有这些信息在最初的全局一览中已经存在，但是只有深入分析才可以提供对场景的真正理解。受代数学启发的孔狄亚克逻辑不仅启发拉瓦锡与人协作进行语言改革，而且也启发他使用方程式来描述化学反应。在这种方法中，化合物被视为两个或者更多构成元素的加成，化合物特征完全由这些构成成分的比例和本质决定。在方程式中使用符号“等于”清楚表明，化学家们不再关心非此即彼的条件：尽管反应物明显与产物不同，但方程式的两边被视为是相等的。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构成元素在化合物中存在模式的难题被拉瓦锡暂时搁置在一边了，因为拉瓦锡发现忽略这个问题反倒比解决它更加实用。

       物质的组合概念后来以约·道尔顿（John Dalton）的原子假说为强大后盾被证明非常成功。到了19世纪中期，根据性质和构成比例定义的化合物受到了考虑原子在分子中排布的结构思维的挑战。尽管如此，与组合式一样，结构式也并非尊重非此即彼的条件，而是取而代之。在结构模型中，构成元素的物理排布决定了化合物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