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8世纪哲学家们而言，视觉是最具优先权的感官，而各种不同感知之间的关系则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从几个著名难解之谜中可以明白这一点，特别是与威廉・莫利纽兹（William Mdyneux）这个名字有关的。1688年，莫利纽兹曾提出一个疑问：一名能够通过触摸将球形和立方体区分开来的盲人在重获视力后是否能够单凭看这两种物体便可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后来，约翰・洛克（John Locke）便开始研究莫利纽兹提出的这个问题。

       哲学家们并不害怕将认知能力与官能感知能力相联系，在1749年出版的著作《论盲人书简》（Letter on the Blind）中，狄德罗限随的是笛卡儿（Descartes）的观点，他们认为盲人与数学家们一样，使用的都是抽象推理。

       费内尔认为，化学家的特点之一是他们非常依赖于自身具有的“一目了然”的识别能力。除了视觉上的一目了然，这种能力还隐含其他方面：“通过感觉进行判断的能力对于化学工作者而言是一目了然的能力，而实际上这完全归功于他在经常处理某种材料时逐渐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通过这种方式，费内尔强调，技艺娴熟的艺术工匠在形成其特征性的内在和非语言形式的知识过程中需要各种感知之间的结合和统一。与笛卡儿式判断能力或者天生的眼光不同，这种一目了然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相反地，它是从孕育实践本能或直觉的人一生的实践经验中习得的，是艺术工匠的专业工具。

       一方面，从经验中习得的知识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属于某个体的特定知识。对于通过推理即可获得知识的情况，无论实施推理者和制定主题者是谁，通过推理都应该可以促成结论的产生，一般而言，这种知识可以与其他人互换。另一方面，一目了然的能力不具有互换性而只专属于个体。的确，在许多科学和非科学的领域中，经验、兴趣、智慧、耐心或单纯的顽固等特质结合在一起使某些个体形成其个人习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出其他人看不出的东西。我们借用其他领域的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超声领域的专业技术员不难指出胎儿的心脏和四肢在哪里，而外行人看到的只是光影的闪烁和运动。

       在费内尔看来，一目了然的能力是“艺术家”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艺术家”一词的双重层面意义上去理解。艺术家首先是一名艺术工匠，这是《百科全书》中所记载的该词的首要含义；艺术家身为一名工匠，通过不断地实践，已经将自身训练成为几乎可以代表一系列技术的用作交易筹码的个体。其次是作为具有创造性天才的“艺术家”的含义，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ement）一书中把这种创造性品质与单纯模仿作了对比。然而，天才的康德却不能够描述出创造从何而来。这种“默认”“颖悟”知识的神妙莫测的本质与费内尔对化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因而，费内尔在撰写关于富有经验的化学家的预知或者预感时再次跟随了狄德罗的哲学立场：

       经常需要进行重复性操作的习慣赋予体力劳动者们一种近乎灵感的预感能力，哪怕是那些最淳朴简单的领域中的工人们。然而，他们的错误在于，与苏格拉底一样，他们对于这种能力本质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认为这种能力是一位熟友——魔鬼使然。苏格拉底在评判人类和权衡其状况方面经验异常丰富，对于最复杂微妙的情形，他会秘密进行准确而精密的内部计算，然后给出几乎从未失误过的正确预测。他从个人情感角度来评判人类，像有品位的人那样评判思维产品。实验物理学中的伟大技术人员们的直觉也是同样道理。他们经常密切观察大自然的运转，所以他们可以用最奇怪的实验相当精密地预测出大自然接下来发生的过程，以达到挑战大自然运转的目的。因而，重点不是在实验过程和结果中提供指导，这些直觉提供给那些开创实验哲学的实验物理学家们的最有价值的服务是向他们灌输一种预言精神，这种预言精神可以使他们嗅察到未知的过程、新的实验以及尚未发现的结果等。

       以上所述主要是关于感悟性的问题，这段话的引用有助于我们理解化学家的习性。一般而言，现代实验科学没有感悟的位置。如同主观性一样，感悟通常被简单认为是不精确的来源，说得更槽糕一点，即是错误的来源。而在这里感悟被给予正面评价，它被呈现为一种认知能力，一种抓住事实的直觉能力或者天赋。然而费内尔表示，从更广义层面上理解，感情甚至激情在化学家的实验知识背景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引用柏克尔（Beccher）的话就是“对化学的欣赏属于疯子般的激情”，从而将这种疯狂变成了一种价值。唯有化学家有勇气从事无休止的实验劳动这份职业，眼巴巴看着自己所有的时间和金钱被研究吞噬殆尽。经过从认识论层面到道德论层面的一番思考之后，费内尔转移到了政治和社会层面，将化学家们描述为“值得我们感激的公民”。由此我们看到，在启蒙运动中实验知识如何表明感情和激情的运用以及如何反映科学家的政治和道德价值观。

       尽管当代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启蒙运动，然而我们显然已经不再享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或哲学家们当时的思想或者说心态：似乎感悟、感情和激情已经被人们从实验室中驱逐出去了。实验科学现在被设想为一个规范化、条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假说的形成、实质结果的推演和理论的实验检验组成。然而，正如哲学家和化学家迈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的哲学所示，在这个过程中感悟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在他1958年出版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中，博兰尼强调了“隐性知识”对于实验科学家的重要性。这种知识是非语言表达的，只能通过实践习得，它与科学家的头脑和手完美结合，从而使他们获得了只属于自己的一种技能。博兰尼捍卫“自由”科学，而某些英国社会学家、科学家比如贝尔纳支持将有用的科学研究进行集中式规划，在博兰尼的辩护中，隐性知识的概念就是一个重要元素。博兰尼通过《科学自由协会》（Society for Freedom in Science）发表个人主张，他认为科学家们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他们有权利自由选择任何他们想要研究的方向。有趣的是，费内尔也主张这种科学的独立性，不过仅仅基于专家们或者行家们能够依靠其能力“嗅察出”真理，而并未能够为他的判断提供任何明确合理的依据，更不用说提供任何客观数据来支持其判断。费内尔甚至反对使用测量工具，因为它们有可能会削弱已经融入化学家自身的判断能力，而这种判断能力代表的正是化学家的专业技能：

       化学家从来不会利用温度计来估算加热程度或者利用标记秒数的时钟来估算蒸馏中的连续液滴数，正如工人们所说的，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手指充当温度计，而他们的头脑中也有时刻运转的时钟。总而言之，因为方便的关系，只要足够用，化学家总是会更喜欢使用大致而合理的指示物来指导他们的日常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