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从我们对化学的认识以及对其产品的评估中可以看出，化学工业在化学中仍然持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相比实验室产品，形容词“人工”更容易被应用于工业产品中。的确，“人工”一词的传播是与从手工制作向占据统治地位的商品工业生产的转变相呼应的。在化学中，这种转变与连续生产的方法取代批量加工工艺不谋而合，这一进步发生在18世纪的北欧。然后，在这个工业化时期，天然与人工之间的划分使化学品生产的方式发生彻底转变。没有特别原因可以认为，由新的连续性生产工艺生产的硫酸与分成不同阶段生产的硫酸相比人工化程度更高，不过，连续性生产工艺过程本身的确更加复杂化和不好理解。关于这些新的工业生产工艺，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的，它们改变了生产的概念，生产的集中和自动化意味着生产工艺不再是结束的手段而是成为结束本身。相比阿伦特本人以电为例所作的解释，化学工艺的发展本身更好地释了这种复杂的转变。化学工业中的连续批量生产工艺随时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人工产品，因而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这些化学工厂对土壤、水源和周遭的空气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污染。其次，如我们在前文所述，这种现代的连续生产模式生产出来的人工产品构成了现代消费文化发展的关键元素，一个世纪以来这种消费文化导致工业产品和化学废物大量累积。而且，化学品的人工生产使得各国从原材料的地理分布不均等中解放出来。比如，染料和哈伯氨合成工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经济后果和地缘政治后果，这些只是化学实践活动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中最显著的两个例子。

       正如化学对其他商业领域的转变一样，工业化转变了化学中的生产经济学。最明显的效应是化学原材料生产成本的降低，同时新的生产工艺也确保生产工作条件更加安全，经济利益的考虑促使工厂主们降低风险以便于维持耗资巨大的生产计划的顺利执行。这些在18世纪即可获得的新的“人工”化工产品在价格上的戏剧性降低和数量上的戏剧性增高，并没有使其被视为廉价的仿制品。关于商品的本质，生产商、消费者都十分清楚，它们就是大自然或者国际贸易所不能提供的商品的替代品。所以，人工产品至少部分是新兴民族国家一种审慎的政治选择的结果，是为了摆脱原材料等的不可预测性以及国际贸易的限制。

       无论是来自实验室还是工厂，人工产品一直都是自然与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我们可以从若干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首先，加斯顿·巴含拉在其《理性唯物主义》（Rational Materialism）中已清晰阐述，从产品精细加工中工人们有组织的相互协作的运用上可以明显看出，包括天然物质的化学纯化形式在内的人工产品应该都属于社会产品。在实验室环境下，实验室的运转需要尽可能减少研究者、技工和其他助手人员的数量，而工业生产要求配备进行质量控制的技术人员以及负责制定规范和标准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这些标准虽然看上去似乎是独立、客观的，其实它们也是信奉各种习俗、惯例的人经协商沟通而达成的协定。其次，人工产品特别是工业产品的存在应该归因于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意外事件：战争、封锁、经济压力、时尚等。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可以引用其中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被日本封锁和切断天然橡胶供应来源，这最终迫使两国投入前所未有的精力开发和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

       我们从首次合成的聚合物赛璐珞和酚醛树脂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这些合成材料相对廉价，或者也许正因如此，消费者通常将它们贬低为质量低劣的替代品。的确，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些聚合物材料推向市场所需要的科学和工业投入并没有被看作有利的卖点，而仅仅强调它们与所替代的真正材料之同的差距。人工材料被看作消费者不得不合使用的权宜之计，等到他们有了更多钱或者能够买得起直正的材料的时候使弃用这些人工村料。德语单词“ersatz”（代用品）在战争时期被用来称呼限量配给的日常生活用品，现如今也常常被用来形容合成聚合物。这个单词的使用说明，替代产品的推出营造了一种紧张关系，因为替代产品的本质属性成胁到了真品、天然品、社会和技术之间的划分。

       从天然到人工的变迁也不可能是瞬间的转变，因为总会存在一个过渡期。这个过渡阶段不仅用来改进材料及其制作工艺，而且也让使用者逐渐适应这些材料的使用以及转变对待合成材料的观念。人工产品本身常常有被取代的危险，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是参与创新文化的条件之一。在经济达尔文主义运行模式下，在材料使用过程中，相对于竞争材料而言，一旦出现材料的缺点（比如经济、生态、物理、化学、电学等方面的缺点）比重超过了它的优点，则这种材料的应用注定会消逝。因而，取代本身总是处于被取代的威胁之中。的确，现代工业和消费社会的逻辑是取代必定有一天也会被取代。一个完全满足于已有的“老”产品的消费者是持续经济增长的阻碍。

       在总结上述对“人工”概念的分析之前，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启蒙运动。在启蒙运动时期，化学对天然与人工之间的传统分界带来的挑战已经使让·雅克·卢梭无比烦恼，同时他也对另一种关键的分界特别敏感，即天然与社会之间的分界。卢梭曾是著名的大自然捍卫者，敌对所有属于人工的事物，是反对科学进步也同样反对艺术进步的哲学原则守卫者。虽然有着这样一种形象，但生活在人工化学品开始取代“天然”的时代，卢梭似乎已经明白，人工品并没有让我们与大自然远离，而是重新将大自然界定为资源的集合，如果这些资源不够完善，那么可以通过人类的干预来对其进行改善。在《论人类的不平等起源》（Discourse on the Origins of Inequality）中，卢梭提出了“自然状态”这种虚构事物以便于探索“自然”到底是怎样一种概念。卢梭这样做不是在寻找大自然永恒不变的本质，而是在寻找可以施用的概念来解释历史。对于化学家而言，人类的本质，像矿物的本质或者植物王国的本质一样，被定义为完美性的来源。正如社会允许人们获得他们本没有的“人工”心智或者情绪，比如骄做，同时社会也为在物质世界中引入新的性质提供了条件。所以，在多年致力于研究化学并撰写了有关化学的长篇论文《化学制度》（Institutions chymiques）之后，卢梭又被迫重新思考天然、人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必然的结果。在这篇未发表的作品中，卢梭将自然描绘为某种配置有四种工具的实验室。卢梭平行构建了化学与社会，就像社会和文化是以人类完美性为背景进行精心构建一样，化学家重塑大自然是企图使其更加完美。这种对大自然的重塑反过来把社会推入技术进步的无止境竟争当中。对于社会和化学而言，人工源自于大自然而不是镌刻在大自然之中的固有事物。人工的产生不是出自于任何必要性而是出现于偶发状况，并且在人类文明即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合理存在。

       化学家们总是在极尽所能（但未必是有意识地）不断努力超越极限。在一种唯我独尊的狂妄心态驱使下，化学家们推进了最疯狂的、耗费巨资的各种计划的开展，并且在神秘传说甚至在现实中，因计划的实施而常常受到“上帝”的惩罚。计划的开展成功将许多人工物质引入我们的现实生活。随着化学家的劳动成果逐渐为大众所熟悉，化学对于大众而言也变得不再那么可怕，但是人们对化学家创造的人工产品仍然会持有矛盾态度。像其他能够模糊某些重要分界线的东西一样，这些人工合成的物质既让人赞叹又让人害怕。最重要的是，它们在逐渐削弱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系统赖以运行的规则，它们的确有这种能力。在建造我们现在居住的现代化技术空间过程中，化学的贡献是，它无法摆脱地将大自然编织成了现代社会这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