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法国哲学家加斯顿·巴舍拉常常强调科学的社会维度，而仪器的使用可以表明化学具有社会维度。科学仪器的部署不仅需要调度一批生产者和技术员，还需要建立一些要求整个实验界都同意遵守的规范和标准。化学家们的纯化工作很好地说明了一个科学事实的产生（或构建）所必需调动的社会资源，以致纯化变成了巴舍拉描述他所指的“现象技术”时最喜欢借用的化学技术。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没有纯化即没有纯度。没有什么比纯化技术能更好地证明当代科学具有突出的社会性质了。的确，纯化过程和工艺只能通过各种反应物的参与才得以开发，而这些反应物纯度则需要通过某种社会保障得以担保。如果哲学家能够意识到生产纯品物质所需要的真正的当代工艺处理技术，他们应该不会认为上述过程是肤浅的。他们很快会知道，纯化过程不是一个人的活动，它需要有一条生产线、一系列的纯化操作，总之，实验室加工厂今天已经变成一个基本现实。

       历史上，实验室加工厂（简称实验工厂）在19世纪某些欧洲大学中首次设置，这里的学生们接受的是分离和纯化技术的调练。位于德国吉森的实验学校由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于1830年创建，是第一家实验培训性质的学校，其目标构想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培训出很多富有经验的化学家们。李比希让学生接受高强度的实践训练，这种训练可轻易占据他们一天8小时的时间。几十名学生在他的实验室里同他并肩工作，通过不断练习把最复杂、最需小心谨慎的操作变成学生的常规操作。这种组织模式在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各国传播开来，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大学、学院都纷纷采纳这种模式。化学实验室，无论是机构式、家庭和个人式，还是工业式，都成了由不同等级人员构成的集体空间——实验室领导、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所有运行都按照合理化和日趋固定的劳动分工系统进行。大学或者技校里的实验室为越来越多将来需要在工业或者民用服务业谋职的学生们提供学徒职位。

       当实验室逐渐变成财富的社会空间时，它们也被转变成了由国家、企业或者有钱人资助的官方机构，有钱人常常以实业家基金的形式给予赞助。因而，化学在19世纪末西方世界范围内的知识重组中担任着关键角色。在这个知识重组运动中，科学不仅变成了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在实践着科学，目的是提高技术效率以及在商业界获得经济掌控权并增强民族国家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学校供应了一大批接受科学训练的劳动大军，他们精通最错综复杂的分离和纯化技术。这些学校在学术界内外获得的成功对于技术和工业港透到传统的大学系统中具有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19世纪末，特别是在合成染料工业背景下，企业研究型实验室的数量成倍增长，因而加强了实验室作为知识探索空间和技术探索空间的双重使命。就这样，实验室整合成一系列研究所，发展方向定位技术创新，而这种举措又反过来将工业生产的方法和价值融入到实验室的科学构成之中。